摘要：东汉洛阳的各类建筑，时有灾异发生，且在桓、灵时期进入频发期，这与当时愈形衰乱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对于建筑灾异，灾异家往往以“空间”为线索，通过揭示建筑的职能与象征性对这些灾异加以解说，这以蔡邕关于平城门、武库的论说为其代表。发生于“殿之最尊者”德阳殿的灾异，则尤为史家所关注。尽管德阳殿承受着汉家的天命，但在具体的灾异咎责上，灾异承受者还是被确定为梁氏外戚等实际掌权者。对于光和年间的白衣人闯宫事件，应劭、刘昭等人为了迎合汉末急剧的政治变动而做出更为合理的解说，篡改了蔡邕、司马彪所记录的某些细节，灾异发生的地点这一核心要素，也由德阳门转变为中黄门寺曹腾家。

作者简介：杨继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