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沟口雄三的“两种阳明学”之说，日本阳明学与中国阳明学属于完全“异质”的不同形态的阳明学。据此，则阳明学唯有特殊形态的阳明学，而阳明学的普遍性被抽离于历史之外。显然，沟口先生的问题意识源自近代日本。而近代日本至少有四种形态的“两种阳明学”：中国的与日本的，右翼的与左翼的，前近代的与近代的，国家主义的与个人主义的。1896年吉本襄创刊的《阳明学》以及1906年东敬治创刊的《王学杂志》（后改名为《阳明学》）属于右翼阳明学、国家主义阳明学的典型形态；1910年石崎东国创立的“大阪阳明学会”以及机关杂志《阳明》（1919年改名为《阳明主义》）则属于“民间阳明学”，而有别于国家主义的“官方阳明学”。须指出，阳明学在与异域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其形态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然而，阳明学的思想义理却有其自身的“普遍性”，如果我们只是强调阳明学历史形态的复数性、多样性，则不免导致偏激的历史相对主义。

作者简介：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