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在讨论殷周制度时大抵不能逃脱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考先生所论主要依据是《春秋公羊传》“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適以长不以贤”，及《左传》的“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这两句话，然前者实质上强调的是“择权在君”原则，反映了后世专制郡县制形成抑或封建制崩解过程中继嗣制度稳定性与专制皇权选贤立子之间平衡的思考；后者更与嫡长子制迥异。春秋各诸侯国的实践也表明嫡长子或嫡子继承并不是一稳定的制度，而是源自人类古老的习俗，在秦楚等边远地区更好地继存。这些在“二重证据法”的同质性预设和解释下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所论殷周继嗣制度既非文献的历史，也非地下出土材料的事实，而是长期遮蔽文献历史的既有观念。因此，走出“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归于考古，文献归于文献已然成为必要，也唯如是才能够揭开古史深层的丰富世界。

作者简介：成祖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史；赵亚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