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社会思想学说之一的新法家“生物史观”,其应民族危亡的“新战国”历史情势而生,主张以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济世救亡、建设民族国家,切实发挥了一定历史作用。但从“救亡—革命叙事”范式看,其改良主义理论设计难以适应近代中国“矛盾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同时它在法律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缺陷凸显,无法提供科学完善的政治纲领、价值基础、社会理想、行为准则、社会秩序图景和实践路线,不能起到组织、动员民众的现实功能,这是其很快衰落并最终湮没无闻的根本原因。但其承袭和弘扬的法治主义、改革为先和面向未来积极筹划的精神,是建设“法治中国”重要智识资源,这是其学说重获重要性并再度被不断诠释的历史因缘。

作者简介：魏治勋,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哲学、法社会学、政治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