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王弼的《周易注》到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周易》义理体系的形上建构基本完成。《周易》义理体系的形成,一方面为儒家伦理奠定了终极性的根基；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空言性命的学术流弊。清初以来,理学式微而实学兴起,义理易学逐渐成为人们反省宋学空疏学风的直接对象。章学诚认为,《周易》是“先王之政典”,是形下之器,而非空言性命的“载道之书”,而义理易学“离器言道”的理路背离了《周易》的政典属性,因而必须予以批判。章学诚尽管没有像惠栋等人那样完全转向对《周易》经传文字方面的考证,但他“即器明道”的易学观,无疑在理论上呼应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

作者简介：刘雄伟,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史。